日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具有三大职能，其中第一大职能就是有效配置资源。在论坛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也提出，经济结构性失衡的根源是要素配置扭曲，其中金融最为关键，并由此提出，要重点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质也直指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

　　那么，如何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其中，调整金融市场结构被视为重中之重。

　　所谓市场结构，主要是指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体系，特别是股权融资，加快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而这也是多年来我国金融体系需要补足的一个重要领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日前在一次演讲中表示，2018年，在全社会的新增融资中，83%是间接金融。在直接融资中，又有一部分是企业债券等，差不多占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中国去年新增融资近20万亿元，93%是债务债权，7%是资本股权。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资本市场、保险的规模占比明显偏低。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的金融市场结构呈橄榄形，中间最大的部分是银行，有200多万亿元资产，两头的证券和保险都只有十几万亿元资产。而对比发达国家，美国是哑铃型结构，保险资产和资本市场规模占比较大。”

　　更重要的是，这一市场结构也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不符。实际上，银行信贷作为风险敏感型产品，与支持小微、新技术、新业态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现实需要并非最佳匹配。杨伟民提到，近年来银行贷款比重出现了“两降三升”，“两降”是制造业和民营企业贷款下降，“三升”是指房地产、金融业、个人住房贷款比重大幅度上升，这与当前间接融资为主的特点也有一定关系。

　　而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体系，其中一个关键桎梏就是“长期资金”、机构投资者不足。如果单看市场规模和体量，中国资本市场不容小觑，但其交易主要靠散户推动。以2018年为例，全年总交易量中的92%左右是1.45亿散户推动的。美国则相反，股市中90%是机构长期资本，不到10%是散户。而股市机构投资者比例偏低、长期资本不足，往往导致整个市场的涨跌需要靠交易量助推，更容易形成市场波动。

　　对此，不少专家学者认为，鼓励保险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是一个关键渠道。黄奇帆分析，在长期资金这个问题上，最要害的是保险。以美国为例，养老保险有三大支柱，一是政府的社会保险基金，二是老百姓买的商业保险，三是企业为职工买的企业年金。大数来看，三大保险系统的资金量有40%左右在股市中。对比而言，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发布的《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发展报告（2018）》显示，截至2017年年末，保险资金运用余额配置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1.84万亿元，占比仅12.30%。

　　当然，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要有合理的制度安排和专业的运营机构，以此来守住安全性、流动性和合理收益“三条红线”。实际上，当前国内机构投资者也因为种种原因，将投资重点放在了债券和货币基金市场。

　　要改变这一局面，强行要求或一味鼓励机构投资者进入资本市场并不可取。真正的症结还在于基础制度完善和专业机构的培育。因此，未来要通过进一步推进注册制和退市制的落地和完善，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资产重组和回购注销、分红制度建设等基础性制度的与时俱进和不断优化以及培育具有专业水平、专业眼光和合规经营的专业投资机构，来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建设。在上述领域，科创板的推出正是一块试验田、一块试金石。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资本市场建设也非一日之功。在我国间接融资为主的现实情况下，优化重头戏——信贷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也十分重要。现阶段，建设多机构、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增强中小金融机构的数量和业务比重，增加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也被视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重要一环。特别是在服务小微企业方面，有观点认为，中小银行定位清晰且稳定，具有明显的“下沉”优势；加之服务区域有限，也更容易了解和把握区域内小企业以及小企业主的信用状况和还款能力。

　　而在这一方面，中小银行业呼吁“公平待遇”。全国政协委员、中原银行董事长窦荣兴在今年两会期间也提出，有个别央企拒收中小银行承兑汇票，而这会间接导致企业融资成本升高。他还建议，监管在存款资质、业务设立、人才激励等方面应对中小银行予以支持。

　　作为实体经济发展的“血脉”，优化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其实质也是优化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无论是金融市场结构的调整还是多层次银行体系的建设，都是为了适应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要素优化的需要。而在目标日渐清晰之下，更重要的是出台可执行的细化政策，并确保执行过程中不走样、不变形。